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

这是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对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的观察，以下是转载cchere河友蒙面快马的帖子。

白修德(Theordore White)是着名的美国记者，以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着有四本<<总统的诞生>>，并获普利策奖。然而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却是从中国的山城重庆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在重庆生活了若干年。他曾深入过山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跟蒋介石谈过话，和周恩来喝过酒。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出版了<<中国惊雷>>，在书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腐败。许多年后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后，再回忆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他深感“美国方式”给亚洲带来了悲剧。在<<搜寻历史>>一书中他写下了下面的话：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象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也许后来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彻底地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半个世纪之前，传教士们开始动摇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教会学校和学院使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发愤图强之心和对现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们追求美国人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谛。

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蒋介石信了天主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

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叁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随意google一下，可以补充白修德观察到的名校毕业生部长名单：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　　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　　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　　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　　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　　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　　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　　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　　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　　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　　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司法部长：　　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　　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市长：　　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在白修德看来，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博士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1.林迈可在1942年初来到平西根据地，住在平西政治部。可以想象当时军民对国际友人的好感，老百姓烧给他烧热炕，甚至把被子都烤糊了。吃的方面，也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们，譬如当时很紧缺的鸡蛋和白糖，在煎鸡蛋上撒白糖。结果老外很不习惯这种吃法，认为除了这道菜，其他菜都很好吃。

2.林迈可发现，地方上的行政机关里似乎总是有比较好的厨师。我估计行政机关里也总是有比较好的原料。

3.白求恩在根据地认真地做着救死扶伤的工作。但同时，也对吃不到西式的饭菜抱怨不知。林迈可邀请他去北平旅游，并安排去上海和香港的行程。可惜因为那次感染手术，白求恩大夫的旅游和西餐计划都没能成行。

4.白求恩大夫是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但也是个语言白痴。在中国一年多了，也只会说吃饭这么简单的中文。所以他向护理人员发脾气根本没用，因为翻译只会说：“白求恩同志对你的工作不是十分满意。”

5.英文在电报上的简洁性要远远大于中文。因为一个中文汉字需要四个一组的数码表示，记熟所有汉字编码需要5年时间，而英文显然只需要掌握26个字母就可以收发报了。所以通讯部的工作人员都喜欢学习英语。

6.毛主席的一份讲话中用了“取信于民”一词，由于电文接受失误，被译为“由雾出宝”。但地方报纸《晋东南日报》居然用一篇社论来解释“由雾出宝”的深刻含义。我不禁想起了“卧槽泥马”的典故。

7.日军军纪的败坏，根源在于宪兵队伍。因为宪兵都是有权势有背景的家族子弟。

8.林迈可曾经想为英军建立驻华北地区的情报机构，并且这一提议居然得到了聂荣臻的同意。然而英国情报部门的官僚作风，使这一计划破产。在林迈可已经三进三出抗日根据地，并和聂荣臻、肖克亲自见面后，英军总部居然还在考虑，是否有安全的途径让英国人进入不受日本人控制的地区，这样的傻问题。官僚主义作风害死人啊！

9.林迈可发现，毛主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矛盾论》、《实践论》？）非常好，在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观点上，毛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很多一致性，与爱因斯坦的论述尤其相似。这一点让刚从延安开会归来的周小舟大为震惊。

10.一名参加国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官在1960年代对林迈可说，日军在华北的攻击能力，要强过美军在越南的攻击能力。但林迈可说，如果共产党在华北能够有越共在越南那么多的外援，那么日军在一年内就将被赶出华北。

11.新华社英语部的很多译稿，被林迈可认为是对敌方滥用辱骂语言，会造成相反的舆论效果，并建议改正。新华社长博古先生接受了这一意见。

12.1944年，林迈可在延安写了一篇四五十页的长报告，题目叫《延安哪里有缺点》，这篇报告抄送给了好几位高层领导人。按照林迈可的观点，那时延安真正实行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3.抗战以来，国民政府一直封锁根据地，但在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抗议下，记者被允许去延安采访。但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中外记者团去延安之前，就曾警告过他们，不要对延安存太多幻想，并捏造了中共不抗日，肃反，种植鸦片等恶劣谎言。结果这些抱着先入之见来到延安的记者，对延安的印象却是加倍的好，连中央日报的顾问都在延安没有种植鸦片的声明上签字。

如果被和谐了，那就被和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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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毛泽东在中央党内的地位看，江西初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从秋收起义前夕的政治局委员到中央到湖南省特派员，苏区党代表，红军政治委员。然而毫无疑问，这一级别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担任虚职到掌握实权的地位上升过程。

2.朱毛会师时，朱德部队有9000人（4各团），毛只有1000人（2个团）。但毛泽东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帮助了他。在党中央看来，毛是个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而在红军士兵眼中，毛是中央领导的象征。

3.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随着毛在政治上的成熟，它关于中共革命的总体战略成熟了，即以武装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治，仅此一条而已。不可缺少，也不可添加。

4.李立三在彭德怀的红五军团攻克长沙后，异常兴奋，甚至要求熟练出兵帮助中国革命，以此证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悲剧就是过分迷恋革命理想主义的幻想，未能认清本党本人在国内和国外被实际卷入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到头来功归于人，过归于己。事实上，毛更多地赞成对李立三的激进立场，而反对周恩来的保守。只是当李立三命令全部红军采取一直作战行动时，毛与李立三之间才开始发生矛盾。

5.在李立三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两年中，毛从一个军的领导上升到军团的领导，继而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并最终结束了长达3年的脱离于党中央意外的处境，在中央获得了一席之地。要说毛坚定的反对了立三路线，恐怕是不能解释这一升迁的。

6.1931年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但却失去了对红军的市级领导权。在博古到来后，中央苏区呈现一种多级权利形态：当权派博古，反对派毛泽东，中间派周恩来。

7.张国焘很爱用陈昌浩这种热衷于理论上的争论但却缺乏政治经验的留苏生来压取鄂豫皖根据地老干部手中的权力，同时借此来讨好由留苏生掌权的党中央。

8.方志敏的红十军团（之前为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任弼时、肖克的红六军团都是中央苏区为了分散围剿压力，而派出的外线作战部队。其用意就是让这两支部队作出牺牲，配合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当红六军团已经到达贵州瓮安时，中央军委命令他们停止西进，就地作战，牵制敌人。最后红六军团在全军只剩4000人时，电告中央军委，用通知而非请求的口吻，说明其决定自行其是，找贺龙的部队会师。而红十军团也在寻淮洲战死后，看不到北上的前途，由方志敏带领南下赣南，打算休养，此时中央红军已经西征。而恰恰由于中央红军西征牵制了正规军的大量兵力，红二、六军团才得以在湘鄂黔川迅速壮大起来，1934年底已经有1万多人的红军部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红四方面军上。当中央红军决定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即电令四方面军，要求其攻击川军，挠挠牵制川军的兵力和注意力，方便中央红军渡江。不过张国焘不顾中央的恳求，率部北上展开陕南战役，接应西征的鄂豫皖老部下红二十五军。只是在不敌胡宗南部后才不得不回师四川，指导中央红军已经离开川南在云贵游弋时，四方面军才渡江西进。

9.张闻天阐述长征决定的文章中宣称，可以放弃并撤出部分苏区。讽刺的是，文章题目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10.李德对湘江之战的总结是，新编部队主要由没有经验的自愿者组成，而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夺取贵州东部黎平后，新编部队人员损失达到50%，后备师损失达到25%，久经沙场的红一、三、五、九军团中，牺牲极为轻微。tmd，明白为什么彭德怀要骂他崽卖爷田不心疼了吧。

11.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记录员，基本等同于伍修权的翻译角色。

12.毛泽东和张国焘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共产党的元老，都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多年，都瞧不起中央领导层的留学生，都曾几次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

13.张国焘在《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声明》中将陕南的红二十六、二十九军，川南的三十九军均划归其自己领导。

14.红四方面军的全部高级干部，包括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是中央派遣的结果，在下属士兵和地方干部面前，他们必须要利用党中央的权利和名义来巩固自己的权威。但在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如何维护自己对四方面军的威信就成为了张国焘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张和中央之间的分歧，和会师后的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显得十分微妙。

15.1935年是四川现代史上急剧变化的一年。红军三个方面军从南、东南、北三个方面对四川形成威胁。蒋介石终于将中央军派驻四川，四川军阀也同意将自己的地盘交给省政府或中央政府。

16.红四在两河口会师时，约有5-7万人，红一只有1-2万人，但红一占据着2/3的编制。芦花会议后，红四控制了军事体制的领导权，毛在三人团中的身份被自然取消。但他作为党中央和红一（中央红军）代言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突出。

17.毛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采取的是让军权而不让党权的办法。红军总政委给了张国焘，当时是政委负责者，享有最后决定权，且作为总司令的朱德为人忠厚老实，一直也没有揽权之心。前敌总指挥给了徐向前，也是红四的人。而中央政治局虽然增补了陈昌浩和傅钟，但总书记（总负责）却依然是由张闻天担任。这是因为毛对一、三军的控制是有足够信心的，后来巴西会议上，彭德怀的忠诚就是体现。归根到底，名号不是最重要的，权力，或者说对军队 的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

18.毛泽东说，和张国焘的斗争是其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刻。这可能不单指张国焘的分裂力量有多强，而是因为当时毛控制的红一、三军团只有8000人左右，仅仅是朱毛井冈山会师时的人数，而前有蒋介石后有张国焘，这种局面的困难确实是比井冈山还要险恶。

19.毛在此时，已经放弃了在国内腹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而承认自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希望在苏联边界建立根据地。为此，甚至任命李德担任新成立的整编委员会主任，以争取国际和苏联的支持。而其战略路线大抵是渡过黄河，穿越河西走廊，经新疆向苏联靠近。这正是张国焘早先的意见，也是后来西路军的路线。

20.毛还将一、三军团整编为中国抗日军陕甘支队，通过降格以便减少国民党的注意力。而此时张国焘的南下部队依然热衷于高举红军总司令部的大旗。

21.苏联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没有认识到，长征意味着中共总的精神取向的转变，瓦窑堡会议就是一个证明。他们天真地认为，只有借助于他们对留在莫斯科的王明的各种影响，中共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才得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领导人，由于复杂的形式暂时脱离了共产国际，因而不能独立地跳出旧政策的框子。

22.中央红军到达山背后，发表了《东征宣言》，宣告中国人民抗日先遣队成立，东渡黄河，深入山西，并且用红十五军团调虎离山，避开阎锡山主力，毛、彭领导的红一军团南下汾河流域，获得了大量的钱粮和军需。待蒋介石掉中央军入晋，毛领导的共产党又发表了一份措辞严正的声明，谴责蒋介石和阎锡山阻拦红军抗日，并以不愿同胞火并为由，将部队撤回黄河西岸。既掳掠了钱粮，扩大了影响，又促使阎锡山的晋军从陕北撤回，保证了根据地的安全。最关键的是，毛通过御驾亲征，加强了在党内的权威。

而在东征结束后，毛大大地支持了红十五军团，使其在整个红军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批评了自由主义行动，认为红军官兵死背抗日口号的行为是机械的。此后红军又以肃清汉奸和反动分子为名发动了西征，实际上是去迎接红二、红四的北上。

23.张国焘在阿坝申讨毛和一、三军私自北上时，让留苏生黄超扮演先锋，逼迫朱德等人表态，而张自己则扮演温和派，说几句缓冲话为朱德打圆场。作为政治家，张和毛遵循着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

24.张国焘南下的动员口号是，打到成都吃大米去。而在动员大会上甚至说了，那里（成都）有的是女人，何不去抓个当老婆。

25.张国焘在南下成都平原进攻顺利之时，给陕北红军发去电报，要求其取消中央名义，不得冒用，并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名义回电并汇报情况。张的狂妄的政治野心和愚昧的政治判断在此暴露无遗。而此时的毛泽东却忍住愤怒，对张国焘的挑衅置之不理，显示了高超的政治策略。而在张国焘同意撤销自立的中央后，毛为了团结张，甚至同意也不用中央的名义发文，而改用西北局。

26.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然要向红二的人作政治宣传，而肖克等年轻的政治地位较低的军事干部很容易接受了红四的立场，认为红一丢了苏区损失了红军，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任弼时在政治上十分小心翼翼，禁止听取红四的分歧言论，传达下发张国焘的文件。

对于这一点，也有人认为，这和萧克的仕途消长有关。萧克从离开红一军团后，就进入了下降期。虽然当了六军团长，但是领导人却是任弼时；二六军团会师时，六军团人数数倍于二军团，但是贺龙却成为了二方面军的军事首长。这和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师时的心情应该极其相似，所以会和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27.张国焘在南下战略失败后，尤其在和红二会师后，其实是将自己的政治命运系在了林育英和任弼时两位协调人物身上，只可惜这两位从开始时就不怎么靠得住。

28.蒋介石在1936年8月，授权陈立夫和潘汉年谈判时，提出的整编红军的条件是，取缔中共政权，红军保留3000人，师以上的军官全部解职并出国。与此对比，1949年共军给张治中代表团提出的条件是惩办战犯，废除宪法，改编军队。相比之下，似乎比当年老蒋还狠一些。

很显然，蒋当年同意和中共谈，并不是想建立统一战线，而是消灭陕北共匪已经胸有成竹。红军若不答应——事实上也不可能答应——校长确信通过最后的围剿就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幸的是，四个月后，华清池的枪声响了……

29.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和蒋介石谈判，同意蒋介石领导抗战联盟，同意废除苏维埃政府，同意国民党要人（张继、宋子文、于右任）来担任边区政府主席，同意共产党军队不再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压缩到三个师3万人，但坚决拒绝国民党任命共军部队的总司令，换言之，毛泽东可以放弃所有头衔和名义，但绝不放弃对根据地的控制，尤其是对军队的牢固控制。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在保证不交出一支枪和一个人的前提下，出让了所有党性，甚至马列信仰。

30.日本人从未料到共产党游击队竟会变成他们最强有力的对手，他们从敌对的国民党人手中辛苦夺得的华北土地，竟然全部轻而易举的变成了更加敌对的共产党人的王国。

31.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没打算到陕北，却不约而同来到这里，与其说是一种偶然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相反，张国焘的南下和西征可以从更深的意义上去理解：既然你想离开中国中心政治舞台，而去遥远的边疆地区，那么就只能在中国的政治竞赛中走向失败。当然，毛领导的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覆灭可能富有更直接的责任。

第一次看到南渡记，是2004年左右，自然又一口气读完了东藏记。我的感觉，应当和很多非文学专业的读者一样，只觉得这本书的语言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别的不说，光是里面人物的名字，就令人惊异，仿佛透着浓浓的书香墨气。

2005年东藏记获得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南渡、东藏二书。我从来不会购置已经读过的小说，但那一次是破了例。买来后又慢慢地读了一遍，当感动时依然涕泪四溅；当激动时依然热血沸腾。

虽然描写的是抗日那么一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但却极少又抽象空洞的说教，而是用一个个棱角各异的人物来再现当时的历史。越是如此，越能让读者深切地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和报国之心。尽管我知道所有的小说都有作者自传的嫌疑，素来对过分美化历史中某个时代表示怀疑（这也是我颇不喜欢谢泳、傅国涌等人关于西南联大研究的原因），更对所谓“贵族”的自吹自擂（无论是章含之还是章诒和）嗤之以鼻……但这依然无法抑制我对嵋和小娃的喜爱，对雪妍之死的哀痛，对弗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敬佩。

或许，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2006年以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搜索《西征记》的消息。但是考虑到老太太已经快八十了，且先是丧父，后又痛失老伴，再加之眼疾，我都逐渐断了念想。毕竟，此曲只应天上有……而伟大的作品从来都是残缺的。

再后来，郭德纲火了，再在网上搜“西征记”，出来的都是德云社的页面了。

今天，终于在豆瓣上看到了西征记面世的消息，和南渡一样，依然是首发于《收获》。我决定抑制住自己浮躁的心灵，等回国后再焚香沏茶，慢慢品味这部写了近八年的《西征记》！

但愿老太太身体康健，不使《北归记》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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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东藏都有几个版本，我最喜欢的两个封面如下，西征的封面虽然在字体上，但依然有一些小变化，个人觉得太素了一些，不似前两本轻盈。

财政部网站今天公布了财政部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撰写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里面有很多相当彪悍的逻辑，比如这一段：

大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受惠多的也是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得益少。比如将扣除标准提高至3000元/月，月薪为5000元的纳税人税负只能减少100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税负减少350元/月。将扣除标准提高至5000元/月，月薪为5000元的纳税人受惠175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受惠1050元/月……

连刘备这样的编草鞋出身的封建军阀，都曾说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给工薪阶层减一分钱的负，也是减负。我们的人民政府可是戴三个表的，焉能以“得益少”为由而不为之呢？

更何况，起征点是一回事，税率是另一回事，政府如果担心中低等收入者得益低于高收入者，可以通过改变税率的方式来调整嘛。这一招连虚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都会用，比如奥巴马今年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并没有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用的就是这一招。而且这黑哥们在国会做第一次国情咨文时，说到减税就是要让年收入高于25万美元的高收入阶层来替中低收入者缴税时，那些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们全都为其鼓掌——后来不记得是CNN还是NBC的评论员说，这所有鼓掌的议员们的年收入其实都超过25万。我们的人民政府又没有和权贵阶层捆绑在一起，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个点子呢？

不过还是要表扬财政部，毕竟我们看到了一份用数据说话的报告，我愿意将它看做信息公开的一个良好开端。我甚至觉得自己太刻薄了一些，对于财政部的这个善意的行为，鼓励和表扬得太少。这就像一个刚刚开始走路的孩子摔了跟斗，我们固然可以批评他走路的姿势不对，跟斗摔得滑稽，但更重要的是，他毕竟在用两条腿直立行走了。我愿意为这个孩子的这一步，甚至这一个跟斗叫一声好！

尽管这个孩子马上就要满60岁了。

不过有表扬自然就得有批评。刚才无聊，去了好几个国家部委的网站，包括但不限于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司法部、公安部等，发现做得都挺好啊，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国防部和国家安全部的网站。

去看了一下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也太彪悍了一点吧。随便点了几下，几乎每个导航栏中都有让我不得其解的问题：

“首页”居然就真的是首页，没有任何有用信息，必须要再点鼠标才能进入其他页面，我查的十多个部委级网站中唯一采取这种设计方案的。

“本院新闻”栏中的第一和第二条新闻，都是周永康同志关于社会综合治理和法律援助会议上的讲话，而且这些讲话并没有直接涉及最高法院。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我承认党对司法的领导。不过把政法委周书记与法院并不挨边的讲话直接放在本院新闻里，而且还是头条，不知道的说你是在溜须拍马，知道的，还是只有说你在溜须拍马。

“机构设置”，明显不全吧，最高法院没有政治部？如果说只列是业务部门，那么司法改革办公室呢？

“大法官”，这个蛮搞笑，因为在二级大法官目录中，有各省高院院长的名录。感情他们都在最高法院里占编制？如此一来最高法院到时通吃了，上至政法委书记，下至各高院院长，都是我的人！

“裁判文书”，这个就更厉害了，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都是2002-2003年左右的裁判文书。

“典型案例”，稍好一点，全是2005年的案例。

“工作报告”，同上，最新的是肖前院长于2005年在全国人大上做的工作报告。

……

全站无搜索引擎，无联系信箱。我本来还打算将这篇文章email给管理员，结果发现纯属徒劳，人家管理员早就遁了。或许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都专注于业务之中，无暇建设和管理网站。

不过，如果你点开“对外交流”栏，会发现院长副院长们都在忙着接待外宾，最近一次更新是，2009年5月31日。再次提醒，裁判文书栏、工作报告栏里的链接可都是2005年的案件和报告。

哎，这样多不好，不明真相的群众们在一小撮别有用心人的唆使下，会以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整天都在和外国人玩，不搭理我们国内人民呢。

最令我不解的是，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报的网站要好很多，完全达到了国家部委网站的平均水平，按理说管理这两个网站的机构都直接隶属最高法院的管辖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也做得很好，至少能查到最新的公告，而且还有招聘信息。

另，以上网站的最后访问时间，均为太平洋时间2009年6月18日凌晨1点30分。

2003年的春天SARS肆虐，我被困在北师的校园里，无聊中下载了《走向共和》，看得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还不知道有wiki这样的好东西，所以凡是遇到和认知有冲突的情节，都去找同楼学历史的小胖。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求证看哪些问题，倒是小胖的一句话言犹在耳。他说，不管翻案也好，借古喻今也罢，看历史剧都必须琢磨细节，才能体会编导用意啊。

今天，WHO宣布将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我在H1N1的发源地终于看完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电视剧与《走向共和》系出同门，都是张黎作品，可以想象导演一样保持着翻案和讽今的欲望。只是1923-1949这段时间已经不仅仅是近代史的自然延伸，还是党史的范畴，许多人物事件，不仅仅在宣传口径上有限制，就是学术研究上也有颇多禁令。在这种情况下，还真得带着品味微言大义的心态，去倾听导演镜头背后的声音啊。

比如台词。当年《走向共和》里孙中山最后的那番话，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被认为是当下社会的写照。这部剧里很多台词也颇有玄机。最让我一惊的是“莫斯科不是天堂。”这是KMT左派的杨立华向CCP的瞿霞述说自己为何没有选择再往左一步的原因。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作为KMD员，被派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尽管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肃清是在1928年之后，是在杨立华回国以后。但考虑到当年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中中国学生的党派之争（参见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杨立华在世界共运中心莫斯科看到形形色色的CP，必然与中国革命大本营广州所看到的CCP有本质区别。这句话在失望和悲苦中，藏着无数残酷无情的故事，仅此一句足以让有心人去检阅1920-1930年代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历史，探索KMT、CCP和苏联的关系。

又比如“延安整风一茬接着一茬”。这是KMT情报人员在向主管杨立仁解释潜伏延安不易的原因。这一句话其实是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因为KMT间谍潜伏不下去的原因，理应是因为边区的反特肃奸运动。但这里却用了延安整风，而且强调一茬接着一茬。我不相信编导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而宁愿认为这是在暗示整风过火。须知延安整风在大陆可是绝对的禁区，文革、肃反、反右都可以批判，但是延安整风一直被官方认为是正面的积极的。与此类似的，是杨立青解释第二天就要出差时说的“佳木斯土改过了火”。当时杨立青是特别部长，出差的原因有千千万，编导却一定要用土改过火做理由。你认为是偶然的？你在其他什么电视剧里听到过延安整风，听到过土改过火？

除了这类夹带历史私货的台词外。该剧中的很多台词也颇有讽今之意义。比如机会主义者董建昌感叹KMT失败时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句《阿房宫赋》的经典论断放在这里实在很妙。字面上看董是以“后人”喻KMT，认为其不吸秦亡之鉴，因而复哀之。可是老董在说这话之前，刚刚感叹了“老天爷给了我们22年的执政时光，我们没有用好它，这能怨谁呢？”因此，这句文言文完全是对所有执政党的警醒，意义深远啊。

再如杨立仁在讽刺警察局抓捕亲共青年时说的“我看你也堕落了，说说唱唱的事，弄得也跟如临大敌似的。”这句话就不用多说了，在一部电视剧里加上这句台词，是多么典型的“弱者的武器”啊！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的同志请勿对号入座。

至于所谓的统战台词（如最著名的那句“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我相信肯定是传达了编导对今天国共再次合作的盼望之情。但一定要说这部剧有什么统战意义，我却不太认同。大陆电视剧虽然越来越精美，但是主流市场必然还是在大陆。这样的剧集能统战，还真以为一个央视年度首播的大剧，就能对台湾人都有政治威慑力了啊？

难道工信部那帮人，就没有预料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吗？

四川地震房屋免责，巴东玉娇龙事件，以及最近五年来的土地财政……我都一直觉得是地方在绑架中央，中央政府在被迫为基层的无能和无赖背书。

现在，我真的怀疑了。

要么中央真的在下一盘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棋，大到我这个素来的阴谋论者都完全猜不到背后的用意；

要么，中央里一样有一帮大SB！

仔细想想，海盗党还真有点communist的意思。

相比之下，某著作权组织居然还好意思到地铁去按平米收费，对此，我只能说CaoNiMa！

Swedish pirates capture EU seat

Pirate Party supporters celebrate their win in the European elections

Sweden's Pirate Party has won a sea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group - which campaigned on reformation of copyright and patent law - secured 7.1% of the Swedish vote.

The result puts the Pirate Party in fifth place, behind the Social Democrats, Greens, Liberals and the Moderate Party.

Rickard Falkvinge, the party leader, told the BBC the win was "gigantic" and that they were now negotiating with four different EU Parliamentary groups.

"Last night, we gained political credibility," said Mr Falkvinge.

"People were not taken in by the establishment and we got political trust from the citizens."

The profile of the Pirate Party and issues surrounding copyright law have dominated headlines in Sweden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Rallying cry

In April, a court in Sweden sentenced the four men behind The Pirate Bay, the world's most high-profile file-sharing website, to a year in jail and ordered them to pay $4.5m (£3m) in damages.

Mr Falkvinge said it ha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getting them the vote.

"The establishment is trying to prevent control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slipping from their grasp.

"When the Pirate Bay got hit, people realised the wolf was outside the front door.

"That happened one month before the ballot opened, so it had quite a rallying effect," he said.

Parties with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end to join one of the big voting blocs, otherwise their MEP can become marginalised.

Mr Falkvinge said they were still considering their position.

"We're looking at four different EU Parliament groups," he said.

"However, we're probably going to join either the Green block or the ALDE group."

The biggest loser in Sweden's election was the eurosceptic June List party, which saw its share of the vote fall by more than 10 points to 3.6% of the vote. The Left Party also saw its vote halved to 5.6%.

昨天纽约时报关于某事件的报道标题是“Hong Kong Pays Tribute to Tiananmen Protesters While Beijing Stays Silent ”。与内地的万马齐喑相比，香港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可以用矢志不渝来形容，具体可参见bullogs上某些参加了烛光晚会的记录，如梁文道、北风……以及youtube上亚视和tvb的节目。

youtube上对亚视的节目评价很低，认为其过多地用92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来粉饰太平，而没有将重心放在20 anniversary上，且没有使用诸如massacre、slaughter等概念。但实话实说，我倒是很喜欢这一档节目。它在审视从事件发生到现在的20年间社会和人心的变迁上，使用了一个我过去并没有注意到的视角，即香港和中国的关系。顺便说一下，tvb的视角也很特殊，是完全从香港人的角度出发，来看港人对该事件的记忆和认识；从节目质量上看，更为细腻，但是从格局上看显然促狭了一些。

香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以及事件发生后对改革派的声援，自然会为北京不满。但是，北京在对待香港的问题上，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划清界限式的审查方式（最近看到苗炜关于北师当年过关审查的叙述，轻描淡写间却渗着刻骨冷意），而是采取了在爱国的基础上，一切都可以谈的方式。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无论是主观愿意留守还是客观没有能力移民，留下来的香港人都不得不接受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一政治基础上，中国与香港之间的确存在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但是如何将这种爱国情怀证明给有司，却存在着方式上的难题。庆幸的是，1980-1990年代香港在经济实力上的领先地位，为其提供了关怀中国大陆的经济基础。tvb的节目里面记录了1992年华东水灾时，香港演艺界举行赈灾募捐义演的情景，旁白提到“3年前，同一个场地，同一批面孔，举行了性质同样的活动”。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事件发生后最早和中央政府恢复联系的香港人士，也是李嘉诚等“爱国商人”，而未必是传统的左派。过去，我常常从在商言商有利可图的商人角度来解释恢复联系，仔细想想，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商人手中的经济筹码的确是证明爱国的最佳方式。

因此，在确定了协商的基础——爱国——后，北京和香港在很多问题上作出了妥协。譬如现在逐渐披露的黄雀行动，又譬如97之后依然不息的烛火晚会。

从此延伸开去，97香港回归除了一血国耻外，更为重要政治意义是为中国平添了一块政治特区。强世功在香江边的思考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一国两制”的国是country而非state，并强调一国两制的基础，并非非现代政治学上的国家，而是传统文化上的共同体。按照强的理论，这种治理模式将能为中央政府的治理提供更强的正当性。我不否认，在中英谈判时，这一理念可能对中国获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而且对现阶段解决台、藏问题也是一个启发。但是，那么在回归后的十余年后，再过分的强调这一理念，将会弱化香港在整个中国谱系中的地位，按照强的说法，香港就将一直维持在边缘、补充、少数、边疆的地位。

而现实中，随着CEPA、自由行的签署，香港和内地的联系显然更加紧密了；随着高铁、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的介入，香港和内地的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在缩短。而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学的一般意义上看，香港的制度无疑具有优越性，因此必然会对作为中心、主体、多数、内陆的中国大陆具有吸引力（这可能是港台与藏区的一个重要区别）。这种吸引力，与80年代深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对内陆的吸引力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先进对后发的吸引力。尽管可以用不同的政治学理论来解释，香港的政治优越性并不如人民民主专政或是带三个表，但在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下，这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就像1980年代经济特区政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就是剥削，但依然挡不住全国人民奔深圳的局面。

当然，将政治特区比附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过于简单化的，二者的起源就已经决定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力要远远小于当年对经济特区，因而也就不符合特区“试验田”的意义。但是，客观的现实是，随着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交流频率渐增，交流成本减少，香港现存的政治制度，以及更重要的：港府对市民基本权利和基本福利的保障，已经开始对大陆具有明显的辐射力。因而，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并非有意为之的特区，应当更为重视，甚至于有意借用这一阵地，观察并试行某些政治改革举措——毕竟在2017之前，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治还具有绝对的引导权；亦可在内地某些地区或某些领域，试行香港的若干较为成熟的政治制度。若是简单的堵补遮掩，恐更不利于治理的稳定性。

最后，说一句，在youtube上也看了台湾关于20年前的某些报道，比起香港，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一个简单的印象，香港人关心事件，首先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而台湾人的关心，则仅仅因为这只是一场夭折的民主运动，与布拉格之春或光州事件是一个层次。这一印象可能并不公平（尤其是台湾的深蓝群众），但这却是我看了两地电视的直观印象。

前天走路路过操场，老远看见几个老外在踢球。突然听到一阵欢呼，明显一方进球了。于是我很高兴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

然后一拍脑门，靠，没回放。